2024年4月30日是任弼时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环球人物》杂志拟推出封面报道，邀请任弼时纪念馆专家接受采访，讲述任弼时同志青年时期的革命故事。任弼时纪念馆副研究员唐晴雨4月18日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刘舒扬的采访，以下是本次采访的文字实录。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刘舒扬（右）与任弼时纪念馆副研究员唐晴雨合影
刘：任弼时幼年即立下报国救国志。根据您的研究，哪些人或事对于他的立志起到了重要作用？
唐：弼时同志自幼性格镇静，识量过人，一腔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这从保留下来的他小学时候的作文里就可以看出来。在《自立》中写道：“吾国四万万同胞欲保国家非自立不可”。在《拟御侮之策》中写道：“今者，日本欲夺我土地、财产，我国不让，将有一血战。惜吾国缺少兵炮，然吾国地广物博胜于日本数十倍，人人若有卫国之心，即有御侮之策也。”在《合群说》里写道：“中国有四万万同胞而不能胜少数人之小国者，咎在不能合群也。”这类忧国忧民的文字在他的作文里俯拾皆是。
弼时同志幼有大志，首先是受到家族家风的熏陶。任家新屋里自来崇文尚武，重智求新，出现过很多保家卫国的杰出人物。长曾祖任应庚随刘长佑襄办军务，因功授广西太平府知府。曾祖任先庚为冯子才襄办军火军务，褒奖蓝翎。叔祖任鼎延是一位少年英雄，随左宗棠入疆平定阿古柏叛乱，中法战争期间又随军血战镇南关和谅山，咸丰御赐“光照壁水”牌匾。其次是受到历史人物的影响，治水的大禹、“为鲁相数月而国大治”的孔子、出使西域的张骞、“以一僧人而立功”的朱元璋、统一德国的俾斯麦等都是少年弼时的偶像。最重要的是时代事件对他的思想冲击。1916年11月，在参加湖南省教育会为蔡锷举行的追悼后，他立志“急起直追，继公之志”。读高小二年级时，他从地理课本上看到中国近代割让了很多土地，且“外患尚未已”，不禁“痛哭流涕”，立誓“卧薪尝胆”“收回割让之地”。1918年秋，他参加了长沙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提灯会，认识到“我国徒有协约之名而无协约之实”，应该“力自振刷”。
刘：在您看来，就读湖南一师附属高小可以视作任弼时人生的转折点吗？若是，在任弼时的学生时代，类似这样的转折点还有哪些？
唐：就读一师附高小可以看做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一师副高小外，转折点还有长郡中学、上海外国语学社、莫斯科东方大学。
在一师副高小，他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在忧国忧民的困惑中强烈地盼望着寻找国家统一、国力强盛的出路。当时在校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暲等，他们是长沙学生届、文化界的著名活动人物，一师在政治上非常活跃。弼时参加多种课外活动，经常读报了解时事，涉猎名人传记，初探人生道路。高小毕业时，他在《言志》的作文中写道：“强国之道，莫贵工业，”“故吾志习工业，以图工业振兴，改良制造，以强我中国”。
在长郡中学，他萌发了对社会问题的强烈参与意识，从学校走向社会，投身实际斗争行列。他批评“今之从政者”“纵肆挥霍国之金钱，民之脂膏”“以此治国，不亡何待！”“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他们上街游行，与一师的毛泽东蔡和森、周南女中的蔡畅、雅礼的柳直荀、楚怡学校老师何叔衡等成立湖南学联，与北京学联开展联合斗争。他联合长郡、明德、一师、甲种农校的湘阴籍同学，组成宣传团，回老家宣传。他还担任了贫民半日学校的教员。
在上海外国语学社，他初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结识了刘少奇、彭述之、罗亦农、柯庆施等一批革命同志，从此走上革命道路，获得了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机会。
在东方大学，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好了俄语，系统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开拓了国际视野，在革命的熔炉中得到锻炼，准备了参加革命的条件。
刘：任弼时来自一个封建传统士绅家族。他是如何完成自我身份认同、构建与当下甚至未来的社会生产相对应的社会身份的？
唐：任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弼时的父亲任裕道，湘阴师范学校毕业，小学国文老师。任弼时在《自传》里写道“世代业儒”，他在东大的履历表“家庭出身”栏里填的是“小地主”。在赴苏俄留学前夕，他收到家里来信，父亲劝他“谋学上海”，不要到相隔万里前程未卜的异国他乡去。他在给父母的回信中写道：“人生原处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表达了自己以天下为己任，要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的初心、使命和信心。在东大三年，他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回国前夕，他谒了列宁墓，任作民问他“你已经决定了把一生献给革命事业吗？”他说“已经决定了”。1924年，国共合作形成，国内人手不足，中共旅莫支部常会决定任弼时等人回国。他从此成为中国革命的老黄牛。
任弼时出身小地主知识分子家庭，怀抱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在五四运动的时代大潮中成长为立志改造社会造福人民的热血青年，在东方大学的熔炉里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斗争中成长为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
刘：有人说，学生时期的任弼时很“洋派”（如赴苏留学时穿一身白色大衣）。您认为任弼时是一个“洋派”或“先锋”的人吗？请您举例说说。若是，他这种“先锋”的萌芽在何时？
唐：我不认为弼时同志是一个“洋派”或“先锋”的人，要说派，他终身就是一个实事求是派，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情况来处理事情，穿着打扮也不例外，就是与工作环境和当时条件相适应。在长沙读书的时候，“每次交学费都发生很大的困难，东筹西凑，靠陈琮英在袜厂的一点工资来补助”。在东大，“穿的是欧洲工人阶级捐献的”，“饭也吃不饱”，“天寒衣薄，睡觉挤在一起取暖”。在白区工作时，“每次外出总要化装，或穿长袍，或着西装，有时蓄上胡子，有时又剃得精光。”长征中，“赤足、草鞋、短裤子”。从留下来的照片看，有的确实很潮，如1939年在莫斯科与周恩来、蔡畅、张梅等人的合影，西装革履。
他穿西装应该始于五四时期，与湘阴籍同学组成宣传团，回乡演剧，当时堂叔任理卿准备赴美留学，购置了一套西装，弼时借去作道具扮演洋人。
刘：在您眼中，学生时代的任弼时是一个怎样的形象？他的脾气性格、兴趣爱好是怎样的？这其中有哪些方面是大众所不太熟知的？哪些贯穿了他的一生？
唐：他勤奋好学，识量过人，富有激情，多才多艺，是一个英姿勃发的少年才俊。
他性格坚毅镇静。据陈琮英回忆，1915年，父亲送不满十一岁的弼时到湖南一师附高小读书，弼时跟着父亲走了九十里路，脚板磨出了血泡，他怕父亲难过，硬是忍痛没吭一声。
他爱好广泛，他是丹青能手，写得一手好字，喜欢唱歌，会拉二胡，拉小提琴，会弹钢琴，会摄影，枪法好。
由于弼时同志去世比较早，大众对他的性格、多才多艺等方面可能了解不多。
他刻苦学习的习惯，沉着冷静的头脑，广泛的兴趣爱好贯穿了一生。
刘：1925年，年仅20岁出头的任弼时同志走上团的中央领导岗位。在您看来，任弼时何以胜任这项工作？
唐：一是弼时同志具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回国以后，他发表了很多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文章，比如在《新青年》发表《列宁与青年》，希望青年加强团结，参加解决社会问题，为新社会创造发挥极大作用。在《中学校刊》发表《怎样布尔什维克化》，提出“注意分析中国社会，按照客观事实而运用经验与理论”。
二是弼时同志具有负重奋进、百折不挠的牺牲精神。筹备团的三大时，他的父亲去世，因三大召开在即，未能奔丧。一九二六年二月，党组织批准他回湖南把未婚妻陈琮英接到上海建立家庭。临启程，中共中央通知他去北京出席中央特别会议。他放弃回家，改道北上。
三是弼时同志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担任团中央组织部主任以后，他立即着手建立工作制度，发展团的组织。一九二五年一月，团的三大只有团员2400多人，到九月份发展到9000多人，且青年工人占了一半。他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指导“五卅”运动，提出“结合反帝的统一战线，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成功的唯一政策。”
四是弼时同志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秋收起义失败后，湖南省委决定停止长沙暴动。临时中央特派任弼时“全权代表中央，指挥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丝毫不许游移”。他到长沙后，了解到敌我力量的巨大悬殊，建议“长沙暂不举行暴动”。团中央随即发布通告，制止“无动不暴”。
刘：任弼时曾站出来直言陈独秀右倾主义错误，这在当时或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您看来，这反映了他怎样的品质与性格特点？
唐：这反映了他对党和人民事业无限忠诚的政治品格，和坚持原则、敢于向任何错误倾向作斗争的坚强党性。聂荣臻元帅说，弼时同志“一生坚持原则，坚持严格纪律，敢于向任何错误倾向作斗争，从不考虑个人安危，为革命百折不挠，奋斗到底”。
刘：任弼时23岁便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您觉得，任弼时在政治上、思想上从青涩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有哪些重要节点？
唐：他一九二四年回国，宣传马列和十月革命，筹备团的三大，走上团中央领导岗位。
团中央和党中央紧紧站在一起，担负着相同的政治任务，领导五卅运动，发展壮大团的组织，为党组织输送人才，他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八七会议上，他坚持土地革命，提出武装工农，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青年团以其中央委员会为代表证明自己最近期间在政治上的坚决性”，他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一九三〇年，“左”倾冒险路线以武汉为中心布置全国暴动。任弼时不主张布置全国暴动，就革命形势、夺取政权条件、政权性质等与李立三发生三次争论。“左”倾盲动遭到惨败，任弼时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发生一个飞跃，他认为要科学分析客观形势，实事求是估量党和群众的力量，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铁的红军，在广大工人、农民和士兵的配合包围下，逐步地争取全国的胜利。此后，他由白区进入苏区，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与毛、朱、周等一起开拓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任弼时率红六军团西征探路，与贺龙等一起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创建了红二方面军，领导红二、四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他成为军委主席团成员和红军前指总政委。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以后，他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与朱彭一起组成华北军分会。他是人民军队的核心领导成员。
一九三九年受政治局会议委托，出使共产国际。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书面报告大纲，并作了口头说明和补充，扭转了国际的原有看法，执委会作出决议，承认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并发动了国际援华运动。回到延安以后，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筹备党的七大，协助毛主席领导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成为毛主席的得力助手。
刘：任弼时曾回忆，1931年没到中央苏区前认为毛主席有右倾观念，到苏区后认为毛主席有独特见解，有才干。在您看来，当时党内的整体氛围是怎样的？党内路线斗争激烈到了什么程度？在这段历史时期，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派赴中央苏区的代表团负责人，任弼时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们该如何理解他当时的角色或身份？
唐：六届三中全会制止了“立三路线”，全党工作重心转变到加强对苏区的领导，集中和巩固红军等正常轨道。但共产国际执委会来信说李立三推行的是同共产国际根本对立的错误路线，要求中共“必须对于所有积极的党员，完全明白的、用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解释这两条路线的实质”，实际上是否定了三中全会的成就。王明借机打起反对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旗号，散发自己按照国际来信基调赶写的小册子《两条路线》，攻击党中央“已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不能领导全党工作”，甚至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中央“来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王明与控制全总党团搞派别分裂活动的罗章龙形成两股反中共中央的势力，联名致书共产国际，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彻底改组党中央。共产国际派东方部副部长米夫来到上海，提出召开四中全会，中心议题是反对中共中央的右倾。王、罗等有恃无恐，集中攻击瞿秋白、周恩来等领导人，党中央处境困难。在思想混乱、派别活动猖獗、团结涣散异常严重的氛围中，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国际代表出席会议，强调“党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我们要集中力量反右倾，加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国际代表的支持下，王明进入政治局，推行新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四中全会后，任弼时去苏区，担任中央代表团负责人、中央局常委组织部长，此行任务有三项，解释四中全会精神，转变路线；加强苏区和红军的工作；处理福田事变。弼时到苏区后，在中央局扩大会议上传达了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对目前形势的估量，对红四军、红三军和总前委过去的工作做了分析和肯定。通过反围剿战略决策的争论和随军行动，改变了对毛泽东的看法，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临机果断，指挥若定，深为折服，推荐毛泽东代理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恢复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以毛泽东为总前委书记，统一领导作战及战区的地方工作。
中共中央指责苏区同志对“立三路线的错误”与“国际路线的正确”“缺乏全部的深刻的了解”，批评“右”倾机会主义是苏区最主要的危险。王明临走前发出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要求全党“在最短时间内，百分百完成紧急任务”，如若不然，就要在全党大打“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
任弼时没有忘记“转变路线”的使命，但“仍被上海中央批评为没有反对右倾”，最后离开了中央局。他在为苏区党代会起草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里，提出“打击狭隘的经验论”，“集中火力反对右倾”。临时中央在《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里，提出将各苏区联成一整片，攻打中心城市，开始湘鄂赣各省首先胜利。为贯彻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任弼时出席福建省党代会和苏大会，指出“过去在闽西提出‘准备革命战争’的口号是错误的”，今后要与江西苏区成为一片，“争取革命在江西首先胜利”。临时中央紧锣密鼓地批评党代会的错误与缺点，即“浓厚的等待主义”，“大会上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强调目前要“进行坚决的革命进攻”。在临时中央的严厉指责下，中央局作出决议，表示要“彻底纠正”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否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三大基本任务和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为推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扫清了道路。在讨论反第四次“围剿”的军事行动计划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正确主张被批评为“专准备为中心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是“对‘进攻路线’的动摇”，使毛泽东离开了红军。临时中央迁入苏区后，为了加紧推行进攻路线，发动了一场波及全苏区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为“纠正过去一些同志对进攻路线的错误解释”，任弼时在《斗争》上发表了《什么是进攻路线》一文，批评了“单纯军事进攻”和普遍存在的命令主义，为博古等人所不容，被免去组织部长职务，派到湘赣担任省委书记。
刘：在后人看来，任弼时发生这样的思想转变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结合同时期罗章龙等人的选择，才能体会到他的远见、政治抱负。您比我们更了解个中细节，您对这个过程的直观感受是什么？您认为任弼时同志身上是否有一些与他人明显不同的特质以促成他思想上的主动转变？
唐：任弼时的思想转变，不是选边站队，不是从个人利益考虑，这体现了他坚持原则、服从真理的高贵品格，“为党的利益服务”的坚强党性，和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任弼时一心只有党的利益，把党的团结统一看得比生命还重，而罗章龙搞派别分裂活动，不服从组织，不遵守党的统一的纪律，是损害党的利益，是没有党性。
他的身上具有明显的特质，即具有坚强的党性，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坚持原则，服从真理，勇于做出自我牺牲，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刘：在您看来，上世纪30年代初在中央苏区的思想转变，是任弼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吗？
唐：这是任弼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
一方面，他受到打击。任弼时因发表《什么是进攻路线》一文，对“单纯军事进攻”和普遍存在的命令主义提出了批评，被认为执行“进攻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被免去组织部长职务，派到湘赣当省委书记。
另一方面，湘赣红军和湘鄂赣红军合编成红六军团，任弼时率红六军团突围西征，为中央红军先遣探路，使红六军团与红三军融合发展，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策应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创建了红二方面军，推动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实现三军大会师，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他由此成长为红军的核心领导成员和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
刘：请您介绍一下，在支持毛主席和为毛主席指挥反“围剿”扫清障碍方面，任弼时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重要到了什么程度？在当时的氛围下，他做的这些工作可能为他带来什么“麻烦”或非难？
唐：任弼时到达中央苏区，当即参加在黄陂召开的中央局扩大会议，对会议决议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会议决议肯定了红四军和总前委过去的工作，肯定了第一次反“围剿”是反对立三路线的成果。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围剿”时，代表团支持毛泽东“以逸待劳，军民协同”“自西往东打”“在苏区内消灭敌人”的战略方针，并恢复毛泽东的总前委书记，统一领导作战和战区的地方工作。第三次“围剿”接踵而来，任弼时在筹备两会时，把各地选举全苏大会和苏区党代会的工作和发动群众进行第三次反“围剿”的战争动员工作密切结合进行，把扩大红军当做中心任务。
最重要的是恢复总前委，以毛泽东为总前委书记，统一领导作战和战区的地方工作。
招致临时中央的不满，“打毛排弼”，“工作不合手”，免去中央局组织部长，去湘赣任省委书记。
刘：资料中的任弼时似乎是一个很温和、有艺术细胞的人。这样一个人，长征期间是如何同张国焘的错误领导进行斗争的？有什么细节或事例可以体现他的斗争智慧？面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任弼时要处理的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唐：长征中，任弼时胸怀全局，与朱德、贺龙等一起以高超的斗争艺术挫败张国焘分裂行径，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作出重要贡献。 1936年7月，任弼时、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万里转战，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了解到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径后，围绕着分裂和反分裂、控制和反控制、维护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军阀主义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他教育红二、六军团干部战士：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有分歧的不讨论，免得节外生枝。他坚决抵制张国焘攻击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烧毁张国焘派工作团送来的有攻击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内容的材料。他坚决抵制张分化和吞并红二、六军团，张提出“六军团归我指挥”、“二、六军团互换首长”、“另派政委”，都被他拒绝。他坚决反对张利用组织手段压制红二、红六军团的企图，张提出召开红二方面军干部会、召开二、四方面军联席会，任弼时说：报告谁做？有争论结论怎么做？如果二、四方面军态度尖锐，我不负责任！有理有力把张顶了回去。他严正表明立场，在二、四两方面军会师大会上，他旗帜鲜明地说“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北上与中央会合”。他细致耐心地做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工作，使大家对目前形势和中央策略路线的认识趋于一致。他力促建立集中统一领导，为红军长征的胜利提供组织保障。两次致电中央，建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产生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成立军委主席团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个方面军实现协同作战，在甘肃境内胜利会师。
“弼时同志最善于运用他的领导艺术来处理党内斗争问题”（李达语）。一方面与张进行着不可调和的斗争，一方面避免破裂使张不感受特殊刺激。当张说“红六军团由我指挥”时，他说：这是朱毛的底子，他们又不认得你，你这样说，他们会翻脸的！为了防止张国焘对北上反复不定，他随红军总部和朱德、张国焘一起行动，日则同吃同行，夜则同坐同宿。
要处理的最棘手的问题是做通四方面军高级将领的思想工作，把他们的思想统一到中央的路线上来，团结他们共同北上。
刘：1938年，中央政治局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做汇报，说明中国的抗战情况和国共两党的关系。您认为，中央政治局为什么会派他去？
唐：任弼时是当时出使共产国际最合适的人选。
一是任弼时留学东方大学，与共产国际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二是任弼时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他在国共合作刚刚起步时回国工作，经历了国民大革命、土地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灵活的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全过程，对党内历次路线错误有切肤之痛。三是任弼时对持久抗战总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毛主席有深切的认同。他在1938年2月即发表了《怎样度过抗战的困难时期》一文，提出“把全国民众动员组织起来”，“进行长期持久的抗战”，经过“被动防御”“对峙”“转入反攻”的过程，争取抗战胜利的思想。四是任弼时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善于正确解决复杂的重大问题。五是任弼时俄语好，交流方便等。
刘：任弼时为什么特别重视军队政治工作？能否请您举例说明，在八路军时期，他做政治工作有什么特点？
唐：他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要建立经常的健强的系统的政治工作”。
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大体分为三个部分，面向部队内部，发扬红军时代的优良政治工作传统，建设模范军队；面向群众，建立与地方人民之间的亲密合作关系；面向敌人，散发传单，优待和教育俘虏，分化瓦解敌军力量。
刘：根据您的研究，为什么任弼时能成为毛主席的得力助手？
唐：一是具有全面的实践经验。他担任过两届团中央总书记；六大期间留守中央，主持国内工作；在白区担任过湖北、江苏省委书记，坐过牢；领导过苏区的组织工作，负责过军队政治工作，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二是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他“善于在复杂的斗争中正确的把握航向”，“善于正确地解决复杂的重大问题”。推动三军大会师，以军事行动保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把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出使共产国际等，都体现了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
三是具有深厚的思想修养。他1925年就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富有政治远见，具有实事求是的思想品格，是党内为数不多的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人。
四是具有忠诚的政治品格。他一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具有坚强的党性，坚持原则，服从真理，为维护和确立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五是当前工作的需要。党的大会已经十年没开，苏维埃运动转移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还没有系统总结经验教训，新的政策和工作方法亟待制定，召开党的七大十分迫切。他在中央苏区有筹备召开党代会和苏大会的经验，回到延安后，毛主席就把他留在延安筹备七大。
刘：任弼时曾经也是热血青年，后来却成为“党内妈妈”。请您说说，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
唐：他关心同志，团结同志，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他公道正派，对待干部一视同仁，以“严肃的原则性与和蔼可亲相结合”的态度对待干部，“以党的政治思想和方针政策来教育干部，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正确处理同志关系”，“坚持原则而不激动，议论不多而思虑周祥”，时时刻刻注意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对犯错误的同志，从不歧视和残酷打击，而是耐心细致的进行说服教育，等待觉悟，给予改正错误的机会，团结他们共同工作。他使大家充满信心和希望，是广大革命者的良师益友，故被同志们称为“党内的妈妈”。在很多回忆任弼时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到这个称号。
责编：张咪
来源：汨罗市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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